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2021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要抓緊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經之路，不僅關乎民生福祉，也關乎進一步釋放生產要素潛力。
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下實現共同富裕？關鍵是在供給和需求兩端協同發力。供給方面，依托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切入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需求方面，則是在雙循環戰略推動下，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房地產長效機制，共同提升居民消費率。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2021年世界制造業大會上指出，制造業是大國經濟的“壓艙石”，對推動經濟增長和提高就業質量至關重要。高質量發展的制造業，將為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質保障。另外，總結美德等發達國家經驗，同樣也可以得出，縮小貧富差距，關鍵在制造業。因此，為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應當實施系統性、大規模的制造業振興計劃，以要素改革為切入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一）制造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2012年以來，國內制造業進入增速換擋、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制造業增加值比重逐年走低。從外部來看，全球需求增速趨勢性放緩，制造業價值鏈面臨重構風險。從內部來看，隨著人口紅利的衰減，我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逐年上升，制造業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從2011年的高點32%，持續回落至2020年年末的26%。
相較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存在過早過快“去工業化”風險，近年來發展不均衡問題更加突出，國內經濟增速中樞也明顯下移。2021年，劉鶴副總理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強調要克服“鮑莫爾病”。所謂的“鮑莫爾病”，是指當勞動力不斷從進步部門向非進步部門轉移時，整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漸變為零。其中，“進步部門”是指應用先進技術設備、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制造業部門；“非進步部門”是指傳統服務業，由于新技術應用較少，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在一個恒定水平。因此，“鮑莫爾病”也經常用于表述，因服務業比重提升而導致的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基于此，發展制造業，不僅可以解決經濟轉型中面臨的減速問題，保證“蛋糕”總量的持續增長，還有助于穩定和擴大就業，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貧富差距。可以說，制造業對推動經濟增長和提高就業質量至關重要，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更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二）從美德經驗看，縮小貧富差距，關鍵在制造業
從國際經驗來看，增強產業競爭力，保持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合理比重，是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美國制造業占比過低，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根源。美國的制造業占比自20世紀60年代初的37%持續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系數自40%不斷上升至49%。這是因為，隨著美國進入后工業化時期，制造業重心轉向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需求明顯減少，多數就業人口被迫轉移至低附加值第三產業。截至2020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口高達85%，其中僅有15%的就業人口分布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產業，如金融保險、房地產等；其余70%的就業人口則集中在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產業，如批發零售、交運、教育、醫療等。所以在美國，僅有少數人才能掌握大多數社會財富。
反觀德國，一直堅守“德國制造”的立國之本，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壯大，保障就業人口的合理分布，有效控制貧富差距。受益于德國高端制造業的紅利，第二產業享有最高的勞動生產率，眾多中小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2020年年末，德國有24%的就業人口分布在第二產業，高于美國的14%；58%的就業人口分布在低附加值第三產業，遠低于美國的70%。
因此，不論從我國的現實情況，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都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為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應當實施系統性、大規模的制造業振興計劃，不僅包括發展“專精特新”和攻克關鍵“卡脖子”技術，還要依靠“碳中和”計劃，推動中國制造業整體升級。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2015年以來，我國開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推動過剩產能出清。但與此同時，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仍顯不足，整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深化的背景下，我國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逐步顯現。為此，必須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要素改革為切入點，破除各類體制機制障礙，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
進一步而言，在勞動力、土地、資本要素三方面，我國要持續加大改革力度，以服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為重要導向。勞動力要素層面，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擴大配套公共服務供給、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育更多制造業人才；土地要素層面，通過推動跨省工業用地指標流轉，優化工業用地供應、使用與退出機制，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資本要素方面，持續拓寬專精特新等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引導信貸資源繼續向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傾斜。
1.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擴大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推動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關鍵在于，持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擴大配套公共服務供給。當前我國人口高流動性特征突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為3.76億，占城鎮人口的41.6%。而我國長期固化的戶籍制度，難以完全適應當前的人口高流動性特征，戶籍制度改革的進程仍然滯后于城鎮化發展。
“十三五”期間，我國通過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截至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明顯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3.9%，這意味著仍然有2.6億非戶籍人口尚未在城鎮落戶，與落戶意愿與落戶門檻之間存在矛盾、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戶尚未放開、農民工落戶意愿不足等因素有關。
“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進一步加大戶籍改革力度，逐步消除落戶限制，推動城市群相關人口的流動和落戶。國務院曾提出，到2022年逐步消除城市落戶限制。“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提到，我國開始探索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2022年1月，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出臺，提出支持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內開展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居住證互通互認。
此外，城鎮戶籍的價值，在于其背后隱含的公共福利，倘若配套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即便是零門檻落戶也是徒勞。因此，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需要及時增加配套公共服務供給，尤其是人口流入較多的大城市。2022年，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出，建立健全與地區常住人口規模相適應的財政轉移支付、住房供應、教師醫生編制等保障機制。具體而言，加大保障房建設、發展職業教育、加大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建設力度，將是未來的改革方向。
2.發展職業教育，培育更多制造業人才。隨著產業結構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就業群體占比持續下降。2020年，城鎮就業人員中，制造業就業人員為3806萬人，占就業人口的22%，較2014年的高點已經減少1438萬人。制造業流出的人口，多數進入金融、教育、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等勞動報酬相對較高的行業。
同時，近年來制造業“招工難”“用工荒”問題頻現，這不僅與制造業從業人員的工資偏低有關，而且也與產業優化升級背景下，企業對工人技術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有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招聘大于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顯示，制造業用工缺口最大。在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有40個屬于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在新進排行的24個職業中，有17個與制造業直接相關。
因此，化解制造業“招工難”“用工荒”問題，首先，需要縮小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收入差距。2021年，我國通過打擊互聯網壟斷行業和教培行業，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目的在于縮小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引導勞動力向制造業回流。以教培行業為例，不僅破壞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加劇教育內卷，同時也集中過多的人力和資本，加劇貧富差距。其次，應發展職業教育、加強農民工培訓，打造一大批高素質的產業技術工人隊伍，這也是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重要基礎。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對我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所謂“雙元制”，是指參與職業培訓的學員必須經過兩個場所的訓練，其一是職業學校，傳授專業知識；其二是企業或公共事業單位等校外實訓場所，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雙元制”職業教育提升了德國教育的靈活性，激發了產學研合作，不僅穩定就業和收入，也夯實了德國制造業基礎。
3.優化工業用地供應，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土地是制造業活動中不可替代的投入要素和空間載體，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13年之后，隨著土地資源的日漸緊缺，我國工業用地供給明顯下降，用地成本呈上升趨勢。工業用地在市場化程度偏低、區域間供需不匹配、土地出讓年限與退出機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逐步凸顯，近年來各地也開始探索工業用地的高效配置路徑。
2022年1月，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出臺，提出進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包括“允許符合條件的地區探索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機制；鼓勵采用長期租賃、先租后讓、彈性年期供應等方式供應產業用地；優化工業用地出讓年限，完善彈性出讓年期制度；推動以市場化方式盤活存量用地”等方面。
首先，推動跨省工業用地指標流轉，將重點解決土地指標區域分配不平衡的問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一直以來，東部地區由于工業用地供給不足，用地成本被迫推高。因此，跨省工業用地指標流轉，有助于推動土地資源的供需平衡，穩定土地價格。
其次，縮短工業用地出讓年限，增加土地租賃的供地方式，不僅可以減輕工業用地供給不足的壓力，也可以降低工業企業用地成本。目前我國各地的工業用地出讓大多采用50年的最高年限，使得企業的經營活動和土地使用無法有效銜接，不僅阻礙了低效用地的盤活利用，而且也加重企業的用地成本。
最后，通過盤活存量用地，促進土地供應向質量效益高的企業傾斜，有助于提高工業用地效率。以往出于招商引資的需要，工業用地供應難免向大企業傾斜，很多中小企業的用地需求難以滿足。2018年，浙江省首次提出“標準地”出讓模式，“標準地”是指，根據不同行業分類，在供地條件中設定固定資產投資強度、容積率、畝均稅收、就業貢獻、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控制指標，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工業用地供應。2021年，江蘇、浙江、廣東、四川、青島等地陸續提出，將有效提高土地供應效率。
4.加快資本要素改革，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動力將更多源于創新驅動，由政府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顯然難以勝任新形勢下的經濟轉型需要，并且可能導致宏觀杠桿率進一步攀升，形成潛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就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這是“十四五”時期資本市場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
2018年以來，我國通過設立科創板、推動新三板深改等方式，著力為高新技術企業增設融資渠道。2021年，北交所的設立，又進一步解決專精特新企業的股權融資難題。在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下，資本市場需要為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資支持。尤其是“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其專業化程度高，創新實力強，處于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對補鏈強鏈、解決“卡脖子”難題等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目前，我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拓寬專精特新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全環節培育扶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壯大。
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在大力支持制造業發展，信貸結構不斷向制造業傾斜。“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擴大制造業中長期貸款規模”。2021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表示，計劃借助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考核工具，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制造業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貸款規模。2021年12月末，我國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1.8%，占全部中長期貸款的18%，較上年增長2個百分點。同時，在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的基調下，2021年，我國正式將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等開展綜合評價并納入金融機構評級，推動碳減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落地。在金融政策支持下，“十四五”期間，信貸資源將繼續向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傾斜。
強化需求側管理，以雙循環戰略進一步推動共同富裕
從經濟循環的視角來看，經濟活動由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組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重解決的是生產端的問題，強調以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階段，提升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當產品供給滿足之后，國內外市場能否消化，居民收入增加之后，消費意愿能否提升，這就需要雙循環戰略進一步解決。
雙循環是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其中內循環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疊加國際政治格局演變，依賴外部循環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也受到挑戰。因此，雙循環戰略的推出，是以堅持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而推動雙循環戰略的關鍵，在于充分挖掘國內需求，提升居民消費率。盡管2010年以來，中國的消費率開始觸底回升，但仍然明顯低于主要經濟體在同等城鎮化率下的應有水平。中國消費率偏低，一方面，與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有關；另一方面，也源于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壓效應。為此，提升居民消費率需要從這兩方面入手。
提升居民收入在國民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環節加大改革力度。首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在穩定和擴大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加強制度安排。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提到，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面貫徹落實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其次，加強政府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力度，包括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健全稅收體系、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
防止高房價對居民消費形成“擠出效應”，則依托于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近年來，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的一系列政策在逐步落地。一方面，通過對房企融資端的監管，糾正房企高杠桿、高周轉、高負債的運營模式，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 “十四五”期間，我國以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為重點，進一步強化租購并舉住房制度，長期來看將進一步推動住房回歸居住屬性，有助于降低居民杠桿，釋放消費潛力。
未來，在共同富裕推動下，隨著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不斷縮小，居民消費意愿將不斷釋放，中國消費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根據日韓經驗，估計到2030年年末，中國消費率有望較2020年年末提升5個百分點。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3.89%。根據“十四五”規劃，2025年我國城鎮化率要上升至65%。根據社科院2019年公布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預計到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我們參考日韓的歷史數據估算，若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消費率對應的提升幅度約為7個百分點。但是，考慮到我國制造業占比維持相對穩定，我們預計最終消費率將從2020年的54%，提升至2030年的59%，提高5個百分點。
